像农民一样种好自己的土地

在家集中精力审看自己的书稿《屋顶上的山羊》。这是我自1986年开始杂文写作以来的第15本杂文集。看着一篇篇写过、发过的文字，想到写作时的或快慰、或沉郁的种种感受，心中忽然有一丝小小的欣慰和感动。

我已经是51岁的人了。整整51年的光景，一晃就过去了。年逾“知天命”之年，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真的知了天命。何况什么是“天命”？是自然规律、社会规律，还是上峰的意志、百姓的评价？我说不清楚。但我一直记得大学毕业时老师写在我笔记本上的话：“为人民求真理、说真话、办实事。”这应该就是我的“道德律令”、我的至高无上的“天命”吧。

作为一介书生，我自知无力为人民“办实事”，也不敢妄称“求真理”，充其量只能在“说真话”上做一点有限的努力。之所以说是“有限的努力”，是因为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，我真不敢吹牛说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、写过的每一篇文章都是“真话”。起码那些言不由衷的表态文章、官样文章、遵命文章，就不能说全是我的心里话。

略可欣慰的是，从少年时代确立写作理想，直到今天从未改变。在懵懂的青少年时代，不知深浅地写过诗歌、散文、小说，甚至还写过电影剧本。作为一种写作训练，自然是有益的，但谈不上成功。大学毕业后，进了党中央机关刊工作，写作方向不可避免地朝着理论和评论的方向转变，但内心深处文学的火花从未熄灭。从26岁逐渐明确杂文这个介乎政论与文学之间的写作方向，到现在也有25个年头了。36岁时出版第一本杂文集，到50岁这15年间，基本保持了每年一本的写作和出版速度。我自知自己的杂文思想理论水平有限、文采魅力不足，略堪欣慰的，只是像农夫一样坚定而执著的耕耘，从未懈怠、从未彷徨、从未放弃。多少人的周末和节假日在游玩中度过，而我起码把其中一半的时间用于读书和写作。

我把杂文写作作为紧张工作之余属于自己的园地，精心耕作，倾尽心力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有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工作的范围和内容越来越多、责任越来越重了。也就是说，属于我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我有时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地道的农民工，怀着现实的理想和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来到都市，来到人声鼎沸的地方，开始寻找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。干着干着，领导和同事说我干得还可以，开始把更多的事情交到我手里。我意识到这是一份信任，一份责任，一份荣幸，不管喜爱程度如何、胜任与否，都必须竭尽全力、不负众望，这是做人的起码本分。但我心里明白，我就像一个在乡下拥有自己土地的地道农民，不管在城里怎样风光，终究不能彻底离开自己耕耘的土地。少年时代播下的那颗文学的种子，早已在心中生根发芽，顽强而倔强地在崖缝中坚强地生长，不是一点俸禄、一点荣誉、一点地位就能随便异化和改变的。我对城市充满了感激，它让我增长了见识，开阔了眼界，宽阔了心胸，仔细阅读和欣赏了各色人等、无尽世相，使我平滑的大脑开始有了一些曲折的想法、甚至不无深刻的见解。

我自认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不是一个带着从城市攫取了财富回到自己田园的普通农民。但我毕竟是一个有自己田园的人，我不能忘记春天里播下的那颗种子，必须在四季当中时不时地回到那片土地，为它施肥、锄草、间苗、洒药，看自己的庄稼一节一节地拔高，看挺拔的枝干逐渐长出饱满的粮食。我把辛劳和汗水实实在在地洒在秋天的土地上，一任骄阳灼烤我的脊背，晒黑我的面庞，让我体会丰收的喜悦和诚实劳动换来的踏实平静。

作为一介农夫，理应把百分之百的时间和精力留在土地上。但国家在城市化的快车道上疯跑，农民的生活也在悄然改变。我清楚地看到自己留在土地上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在外彷徨和打拼的日子越来越多。我不敢肯定这到底是一种进步，还是一种迷失，常常为此感到矛盾和焦虑。一面是社会责任，一面是自家的田园，但这似乎并不只是一道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简单算术，而是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和最大潜能，怎样在整体上和长远上把社会责任与个人价值有机统一的大问题。然而谁来作这样的判断呢？谁有资格下这样的断语呢？

我的耳边常常在这个时候响起两个人的声音：马克思说，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”，而未来社会是“一个更高级的、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”。陶渊明说“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，胡不归？”（文：朱铁志　《求是》杂志副总编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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